(相關資料圖)

■鄭非

阿拉伯哲學家、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生活在14世紀的北非，曾親眼目睹帖木兒的突厥大軍席卷波斯與美索不達米亞。在他著名的《歷史緒論》一書中，他提出了某種歷史循環理論——每隔幾代人，所謂的文明人就要被那些野蠻人所征服，但是隨著這些野蠻人適應了城市生活，于是就會腐化墮落，又將遭受到新野蠻人的攻擊。他顯然更欣賞野蠻人，說道：“那些生活艱苦的沙漠民族，他們的身體要比生活安逸的城市居民強壯，他們的膚色更健康，道德更高尚，體形更俊美，思想更純正、更敏銳。”

赫勒敦的這個想法并非原創。說到底，墻，作為文明的象征，同腐化、墮落、軟弱和封閉聯系在一起，其實一直與人類思想相伴始終。原因一目了然——人們肉眼可見，所有的墻，無一例外，都有覆滅的一天。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在中國北方的荒漠大山中、在不列顛北部的森林與沼澤邊，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城邦與帝國花費無數血肉、財富與時間，建起一條又一條或高大，或綿長的墻，企圖把野蠻人擋在另一邊。時間流逝，數十年或百年間，這些愿望盡成泡影。中國古代儒生苦口婆心進諫君王，社稷穩固“在德不在險”，不全然是儒家矯情講禮。要規范社會，光靠墻不行，墻會塌，守衛城墻的軍人會弱化，這是一代又一代的歷史教訓。

對墻的否定，間接也代表著對墻外人群與社會的欣賞。人類學家列夫·古米列夫認為激情而非文明才會帶來社會的蓬勃發展，而激情則主要是那些野蠻人的特征。本書作者大衛·弗萊卻對這種邏輯不以為然，他認為這是墻內人對墻外人的一種“原始主義”艷羨，是生在福中之后的過度反思。

在對墻的認知上，大衛·弗萊的基本判斷很清晰——“墻的誕生讓人類社會走上分化的道路，一條通往自我放縱的詩歌，另一條通往沉默寡言的尚武精神”。基于此，在墻與非墻之間，大衛·弗萊很明顯是站在墻（即文明）這邊的。比方說，他描述中國文學對長城的厭惡與反感、對君主壓迫的憎恨，都來自于建墻之勞苦，皇帝必須化身暴君才能完成此項任務。其實這么說也有些過分了。有些人對“蠻族”的欣賞是因為受到了“高貴的野蠻人”這一觀念的蠱惑，但人們對墻的厭惡也不全來自對勞苦的憎惡，或對質樸、激情與道德的渴望。美國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一書中指出，國家的產生往往來自于封閉的地理、社會和經濟空間。而國家一旦產生，在向外擴展時，也有再造封閉空間的沖動。如果沒有天然條件做配合，那就要創造人為條件。而墻，就是這種人為條件。《漢書》中，當匈奴單于要求向漢朝內附為漢朝守邊時，漢元帝是如此回復的——“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換句話說，至少在漢代，墻兼具防御與禁錮、規約之用。所以，作者只把墻的防御功能拿出來為墻辯護，肯定是太偏頗了些。

當然，大衛·弗萊并沒有徹底忽視這個視角。本書的前四分之三自史前時代一路講到近代早期各地的文明筑墻行為。在書的最后一部分，則是在說各種防御墻是如何在近代軍事技術的發展和全球資本主義的傳播中被消解的，人們在現代又因為何種理由而重建各種墻。本書敘述框架簡單易懂，閱讀體驗極為流暢，但總體來看，若作者能在歷史故事的敘述細節上再作些充實，當能更佳。因此，與其說這本書是一部文明史，不如說它更像是一篇長篇歷史散文。

關鍵詞